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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 Leo｜在迪拜实习的一份现场记录
刘明远（Leo）｜盈天苏莱曼律师事务所实习札记
从案件、研究到跨文化协作：我在盈天苏莱曼的学习与工作切片
刘明远（Leo）个人介绍。
实习背景
实习时间 2026.06.30—2026.08.30
全职法律实习生
业务领域：涉外刑事诉讼\跨境合规
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涉外律师方向）
❝ 我不再只用“写了多少”评价工作，而是开始用“是否解决问题、是否支持下一步、是否经得起复核”要求自己。 ❞
INTRO
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在迪拜的这段实习，我会说：我开始把“涉外”理解为一套需要在现场反复校准的工作方法。
2026年6月30日至8月30日，我以全职法律实习生身份加入盈天苏莱曼律师事务所。两个月里，我接触了具有跨境因素的阿联酋刑事案件、企业出海与公司治理项目、法律服务合同与催告函等文件，也把案件中的问题沉淀为研究文章和实务指南。真正改变我的，不是任务数量，而是我开始用同一套尺度反复校准：客户目标是否清楚，事实边界是否可靠，法源是否适用，证据能否支撑，建议能否落地。
这篇札记不按任务清单展开，而按几个现场片段，记录我如何在陌生法域中接受复核、与团队协作，并在每一次修改之后逐步形成自己的工作标准。
（图中人物从左至右分别为：Juha、Ryan、Leo、Jason）
我第一次更具体地理解“涉外法律服务”，是在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的一次早餐研讨会。研讨会主题为“阿联酋破产格局：在境内与离岸制度之间寻找路径”（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Insolvency Landscape: Navigating Onshore and Offshore Regimes）。Habib Al Mulla and Partners 的 Ali Dakhlallah、William Prasifka、Deloitte 的 Jennifer Frenis，以及 Teneo 的 Nathan Stubing，分别从法律、金融、重组和危机管理等视角，把阿联酋境内与离岸制度放回真实的商业场景中讨论。
在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参加早餐研讨会，观察法律、金融与重组议题如何在同一张桌上相遇。
坐在现场，我最强烈的感受不是“记住了多少结论”，而是发现专业讨论往往从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开始：应当选择哪一种制度路径，管理人或相关专业机构的权限如何衔接，跨境资产和判决如何走完执行链条，企业在压力出现之前又能做什么准备。法律、金融和重组从来不是彼此孤立的模块；对客户而言，它们共同构成一张需要被解释、被排序、被执行的行动地图。
我把现场听到的疑问带回工作中，对照自己正在处理的案件和研究材料重新拆解。对我而言，参加行业交流的价值，不是把嘉宾的表达原样搬回去，而是学会把听到的观点转化为下一步检索的关键词、需要向当地同事确认的事实，以及应当向客户提示的边界。
研讨会交流后与嘉宾合影。
实习期间，我在带教律师指导下参与了三宗具有跨境因素的阿联酋刑事案件。为保护客户隐私，本文只作匿名化、概括化描述，不涉及客户身份、具体案情、办案策略和案件结果。我参与整理客户材料、梳理事实时间线与核心争点，检索阿联酋法律、裁判资料及程序规则，并起草三份供带教律师审阅的案件法律备忘录初稿。
把复杂材料拆成事实、法源、证据、程序和执行节点，是我在实习中反复训练的工作动作。
案件推进让我明白，法律备忘录不是检索报告的终点。程序阶段发生变化，能够采取的措施、需要准备的材料和应提示的风险都会随之变化：客户补充材料后，原有分析的事实前提也可能被改写。那时我会重新核对材料出处和时间线，检查原有判断是否仍然成立，并主动把不利材料和待核实事项写进工作底稿。
我逐渐形成了一个朴素但有效的复核顺序：事实是否可靠，规范是否适用，证据能否支撑，建议能否执行。四个问题都没有被回答之前，结论就不应写得比证据更确定。多语种法源又增加了一层要求：当英文或中文译文与正式文本可能存在差异时，我会在当地同事和带教律师指导下，以阿拉伯语正式文本为核验起点，对照可靠译文，检查条文结构和制度语境。
图为盈天苏莱曼律师事务所实习工作汇报及答辩现场，合影人员为 Leo 以及部分带教律师。
除涉外刑事业务外，我还在指导下参与阿联酋公司法检索、某国有企业涉阿项目法律尽职调查，以及中国企业在阿联酋设立经营实体、调整公司治理与股权架构所涉的法律检索、材料梳理和方案讨论；同时参与起草两份法律服务合同、一份股东出资催告函和一份收款证明。
这些任务让我第一次比较完整地看到，企业出海法律服务不是查到一条规定、注册一家企业或完成一份文件便结束，而是要把主体安排、权利义务、内部治理、履行路径和风险控制连接起来。以股东出资催告函为例，文书的力量不来自语气强硬，而来自事实完整、义务基础清楚、期限和可能后果准确，并且服务于客户真正的目标：推动履行、保留治理依据，或为后续争议固定沟通记录。
法律服务合同和收款证明则训练了我对“细节即风险”的认识。服务范围、工作成果、配合义务、费用与付款安排如果衔接不严，主体名称和签署权限如果出现偏差，看似微小的问题都可能在履行阶段转化为争议。越是看起来简单的文件，越不能依靠模板惯性。
DMCC（盈天中国中心）访客证。
研究转化是这段实习中我投入最多、收获也最集中的部分。围绕跨境协作、电子数据、罪名认定、刑事程序终结及替代性处理路径，以及人身犯罪中的刑罚、责任与补偿制度，我先后开展了中阿刑事司法协助、跨境电子数据快速保全、阿联酋背信罪、刑事案件撤案制度及 Qisas、Diya、Arsh 制度等专题研究。
在带教律师指导和反复修改下，我形成了四项研究文章或实务指南初稿：《中国—阿联酋跨境电子数据快速保全的双层审查机制》《阿联酋刑事案件撤案制度研究》《阿联酋背信罪中受托占有的认定边界》《阿联酋 Diya 制度研究：实务指南》，这些成果让我看到，研究只有真正从案件需求出发，才能从“知道一个制度”走向“能够帮助团队下一步行动”。
图为本所合伙人资深涉外律师李恒律师在阿联酋民法典研讨会活动剪影。
我的写作标准也因此发生变化。过去我更重视理论体系是否完整、引用是否丰富；现在我会继续追问：研究为律师解决了什么问题，能否转化为检索路径、审查步骤或材料清单。以电子数据快速保全为例，关键不只是说明存在跨境协助的可能性，而是要把数据灭失风险、请求准备周期、保全与披露之间的差异，转化为请求要素和时间节点。
❝ 研究不是把材料写得更长，而是把问题变得更具体，把判断变得可复核，把下一步变得可执行。 ❞
与外籍律师和当地同事共同工作，让我对“中外律师工作思维的差异”有了更具体、也更克制的认识。这种差异很难简单归结为谁更重规则、谁更重结果，更多源于法律训练、法源结构和执业环境的不同。中国法学训练使我习惯从概念体系、规范层级和构成要件出发；当地同事 Enany 和 Mohammed 则不断提醒我，同样重要的是理解规则在阿联酋如何适用、程序在现实中如何推进，以及一项建议能否在时间、成本和客户资源的约束下真正落地。
我开始避免把中国法上的概念直接翻译后交给外籍律师，而是先说明事实背景、客户目标和案件所处的程序节点，再把概念转换为需要解决的功能性问题；对当地律师给出的意见，我也会进一步确认法源依据、适用条件和事实前提，并明确记录仍待核实之处。跨境团队不要寻求所有成员用同一种方式思考，但要彼此理解对方的分析语言，并通过充分沟通把不同法域的知识转化为共同可用的工作成果。
中东法律专业人士协会活动合影。
接到陌生任务后，我会先确认交付对象、需要支持的决策、截止时间和下一步动作，再决定检索范围和文本深度。研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与客户目标和项目节奏相匹配。
我会把工作拆解为事实整理、问题清单、法源核验、文本起草和复核交付，并在每一步记录材料出处、程序节点和仍待核实的问题。结论只有回到原始材料、正式法源和具体程序中，才有资格被交付。
在跨境项目中，及时汇报并不等于仓促下结论。更稳妥的方式是先框定问题、识别关键变量、及时提示风险，再与团队共同推进。让对方知道“已经确认什么、还缺什么、下一步做什么”，本身就是专业协作能力。
工作之外，在城市夜色里继续认识迪拜。
这段实习也让我更具体地掌握了人工智能在法律工作中的恰当位置。对我而言，AI 可以帮助整理会议记录、扩展检索关键词、形成基础材料的第一轮梳理，但它不能替代问题设定、法源核验、事实判断或带教律师复核。
在真实项目中，我会先独立确定问题结构和核验标准，再把已控制边界的材料交给工具辅助整理；涉及客户信息时遵守律所保密要求，控制输入范围并进行必要脱敏；所有输出最终回到原始材料和正式法源，逐项核验后再交付。技术提高的是处理速度，不能转移法律人的专业责任。
这组照片记录的是工作之外的阿联酋：法拉利公园、水下世界、台球桌和沙漠。它们不是与实习无关的生活花絮，而是我在陌生城市建立生活秩序、理解文化语境、保持好奇和开放的方式。对涉外法律团队而言，熟悉目的国的节奏与社会场景，并不替代法律研究，却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客户、协作伙伴和当地办事环境。
我也在这些日常场景中练习与不同背景的人相处：愿意在合适的时候开口、提问、倾听和建立信任；在表达观点时保持清晰，在不确定时及时核验。这种在开放交流与审慎核验之间保持平衡的习惯，也逐渐进入我的法律工作。
水下世界是我的短暂留白：保持好奇，也保持观察。
站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感谢盈天苏莱曼律师事务所带给我不一样的实习经历。
台球桌上的每一次出杆，都在提醒我：先看清角度，再决定力度。
实习之前，我更擅长完成一项研究任务；现在，我开始学习按照律师工作的要求组织一项实务任务：拿到陌生问题后，先明确目标和边界，快速形成事实与问题清单；检索正式法源，识别需要当地同事确认的部分；把结论写成可复核的初稿，并在截止时间内报告进展、风险和下一步。
我希望继续以涉外刑事法治为主要方向，以跨境调查、电子证据和争议解决为能力纵深，同时把企业出海中的公司治理、交易安排和合规需求作为重要延伸。本科阶段的刑事侦查训练、武汉大学的涉外法律学习和这次在中东一线的实践，并不是彼此分散的经历：证据思维帮助我理解案件，涉外研究帮助我查明和比较规则，非诉业务则让我看到风险如何在企业经营中产生并被提前控制。
我越来越认识到，“涉外”不是写在专业名称后的标签。它要求法律人扎实理解中国法，也愿意到目的国检验规则和流程；能够提出观点，也能把事实、证据和边界讲清楚；在法律判断之外，还要理解客户所处的商业环境。
迪拜——一个很友好包容的城市。
❝ 在一线理解问题，在实践中形成能力。对我而言，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下一阶段愿意反复练习的工作标准。 ❞
实习即将结束，但这段经历带给我的工作标准不会结束。我会带着在盈天苏莱曼获得的指导和磨炼，继续把每一次修改、每一个追问和每一个程序节点，变成更稳定的专业判断，在真实项目中积累中国法根基、国际视野、证据思维、商业理解和职业责任。
沙漠边缘的日落。下一程，我们会把脚步放在真实的项目现场。
Leo
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涉外律师方向）
2026年8月
阿联酋盈天苏莱曼律师事务所（Sulaiman Al Naqbi Advocates and Legal Consultants，下称“盈天律所”）深耕中东近20年，是目前唯一一家在迪拜司法部门登记注册、华人执业律师最多、以服务中国企业为核心特色的本土律所。盈天律所以本土智慧、国际视野理念，长期专注为中国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国际化、本土化、专业化法律支持，尤其在工程索赔、国际仲裁、贸易争议、海事海商等领域表现突出。除迪拜办公室外，于利雅得、科威特、伊朗、开罗、阿曼、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武汉、苏州、成都等设有分支机构或联络办公室。盈天律所具备在阿联酋各级法院及仲裁机构，代理诉讼与仲裁案件所需的合法的执业资质与专业能力，并获得了办理公证业务的公证处资质，能够很好地满足中国企业在中东地区所需的合规性和安全性要求，能够为中国企业的法律需求作出迅速的专业反应。
盈天律所管理团队均毕业于海内外顶尖法学院，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香港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加州伯克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阿联酋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院校。团队深耕中东法律领域近二十载，兼具律所执业与跨国企业法务实操积淀，成员通晓中、英、阿、西班牙、波斯语，可胜任多语种法务沟通。
律所长期携手国内顶尖院校共建人才培育与实习实训基地，合作单位涵盖武汉大学法学院、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华东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等。同时与北大汇丰商学院迪拜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深度联动，还受聘为数十家中央企业、国有企业及头部民营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立足区域发展需求，助力中资企业深耕中东市场、合规稳健经营，律所设立十七大法律专业委员会、十大产业专项工作室，并创办《中东法律适用》《中东经贸投资洞察》专业刊物，持续深耕本土法律研究，输出专业实务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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